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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遷知識

受賄超千萬!這個管拆遷的原副鎮長獲刑八年

時間: 2019-12-04 14:51 作者:拆遷律師團 點擊:

“我從一個一無所有的農村窮孩子,經過組織的教育、培養、鍛煉走到今天的位置……一個‘貪’字卻讓我失去了對權力的敬畏……今天站在被告人席上,我感到恐懼、羞愧、痛苦、悔恨,生不如死又無濟于事。我認可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感謝檢察機關依法公正辦案和給予我的人性關懷。上半生如此結束,我懇求司法機關給我最寬大的處理,希望重生的下半生早日到來,做一個踏踏實實、堂堂正正的人。”流著淚說這段話的人,名叫李丹,北京市通州區張家灣鎮原副鎮長。日前,經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提起公訴,法庭認定李丹受賄人民幣1160萬元,當庭判處其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80萬元。

被告人李丹出庭受審

工作受挫

朋友一句話“點”醒了他

2012年底,李丹被任命為張家灣鎮副鎮長,主管規劃拆遷工作。履歷顯示,在擔任此職務之前,李丹在其他崗位上曾因為工作表現突出,多次被評為優秀。到任副鎮長之初,李丹也立志當一個好官,好好干一番事業。正是懷著這樣的想法,李丹到任后一直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工作。

由于此前從未接觸過規劃拆遷相關工作,加上這個領域的問題往往敏感、復雜,這使得懷著滿腔抱負的李丹,盡管邊干邊學,竭盡全力,依舊難以很快進入狀態,他有些灰心喪氣。

恰在此時,身邊朋友的一句話“點”醒了李丹——“要干好基層工作,尤其是規劃拆遷工作,一定要擺脫原來黨校教師和機關干部的書生氣,盡快‘接地氣’”。在李丹的認識里,與拆遷工作打交道最多的,除了村民,就要屬商人和老板了。于是,反復思量后,李丹決定放下“架子”,和老板們“廣交朋友”。

2013年下半年,一位想和李丹“交朋友”的拆遷戶老板韓某直接來到李丹辦公室,寒暄之后直言想請李丹在廠房拆遷方面打個招呼。看在“朋友”面子上,李丹順便幫忙過問了一下,事后韓某先后兩次送給李丹20萬元感謝費。

福建商人陳某也成為李丹的“好朋友”。2015年春節,李丹接受陳某邀請,攜妻子、孩子一起,到陳某老家福建莆田游玩了一番。2015年下半年,張家灣鎮工業開發區南擴區拆遷項目開始啟動,陳某找到李丹,希望他出面幫忙協調提高拆遷補償款,并承諾事后定會重謝。于是,在李丹的大力協調下,陳某順利拿到了2億多元的拆遷補償款。事后,陳某送給李丹人民幣200萬元“辛苦費”,李丹毫不客氣地收下了。

崗位調整

抓緊時間撈一把

2015年底,李丹的工作崗位有所調整,但由于他當副鎮長時分管過拆遷工作,因此在繼任的副鎮長沒有到位,以及副鎮長新來后的一段時間內,李丹還協助負責規劃拆遷工作。

職位的變化,讓李丹的內心起了波瀾,他意識到自己將很快不再主管規劃拆遷工作,必須利用好最后的時間,管好這塊“肥水田”。于是,他開始加速斂財。

當時,在張家灣鎮工業開發區南擴區拆遷項目中,被拆遷方和拆遷方因為拆遷數額僵持不下,先后找到李丹幫忙協調解決,并且都向李丹作出承諾:如果李丹能幫助己方實現預期目的,一定會有“重謝”。

面對來自雙方的有償求助,李丹實在不愿放棄任何一方承諾的好處,于是使盡渾身解數,最終以讓雙方都滿意的拆遷條件達成協議。某甲工貿公司在拿到補償款后向李丹送來了900萬元“感謝費”。而某乙投資公司也因為順利完成拆遷任務,向李丹奉上10萬元現金作為“獎勵費”。此后不久,李丹又接受某乙投資公司之托,協調其他3戶滯留企業完成了拆遷,某乙投資公司按照協調成功一戶“獎勵”10萬元的標準,先后支付給李丹30萬元“獎勵費”。

最終,通過協調拆遷,李丹靠著“兩頭占”共計斂財940萬元。對于這些錢,李丹也都心安理得地“笑納”了。

辯稱自己不違法

悔不當初夢醒時

2018年6月,北京市通州區監察委員會發現李丹涉嫌嚴重職務違法違紀行為線索,決定對其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1月,李丹涉嫌受賄罪一案因涉案金額特別巨大,被移送至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審查起訴。在審查起訴階段,李丹對收受他人財物的事實并無異議,但是辯解稱自己收受財物的行為是利用了自己的人脈、經驗和業務知識,并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不算是違法”,另外也擔心自己被判刑過重,準備讓其律師做無罪辯護,妄圖逃脫法律制裁。

針對李丹的這種抵觸和懼怕心理,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的辦案團隊對其多次訊問,并從法律條文規定、黨員紀律作風等方面對李丹進行了深入的釋法說理和教育轉化,嚴肅指出其利用負責拆遷工作的機會,在拆遷方和被拆遷方之間“兩頭拿錢”收受他人巨額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是典型的受賄犯罪,嚴重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同時也對其心中疑惑進行了耐心解答,讓其相信法律會公平對待每一個人。經過耐心細致的工作,李丹終于認識到,正是利用職務便利為老板做事才能有機會收受老板的錢財,其犯罪行為和事后辯解都是自欺欺人,非常荒謬。由于李丹自愿認罪悔罪,真誠接受法律懲罰,檢察機關與監察委動員家屬積極退贓,因此在審查起訴階段,1160萬元贓款全部追繳到案。

與此同時,在審查過程中,承辦檢察官發現,李丹卷內材料尚無法認定其是否具有自首情節。而自首與否的認定與被告人的量刑密切相關。經過與監察機關調查人員多次溝通核實到案細節,最終依法認定被告人李丹屬于自首,按照法律規定具有可以減輕處罰的情節,遂向法院提出了八至十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議。

庭審現場

2019年3月4日,檢察機關依法向北京市第三中級法院提起公訴。庭審中,承辦檢察官從受賄罪犯罪構成要件、權力與法律的邊界等角度對李丹犯罪事實、情節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剖析,并對李丹進行了語重心長的法庭教育,對本案的社會警示意義進行了充分闡述。李丹表示認可公訴人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實,服從法律判決。他當庭流下了悔恨的淚水,并表示希望黨員領導干部能以他為反面教材,做到警鐘長鳴。

鑒于該案具有典型意義,法院公開審理該案當天,來自首都各界的10余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海關總署、北京市人才服務中心、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設投資中心、通州區監察委等6個單位的350余名干部群眾旁聽了庭審。有的旁聽人員在庭審結束后主動找到公訴人和審判人員,表示深感震撼、深受教育,實現了教育群眾、預防犯罪的目的,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公訴人宣讀起訴書

公訴人說案

權力沾染“銅臭味”,權力觀就會異化

北京市檢察院第三分院第二檢察部檢察官

姜雨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權力沾染“銅臭味”,權力觀就會異化。為官者如果忘記了權從何來、為何為官,而過度專注個人利益、極度渴求金錢財富,勢必會造成價值追求和權力觀的扭曲。回顧本案,李丹從一名基層領導干部,墮落成為一個受賄千余萬元的腐敗分子,其蛻變的原因、過程值得我們深思。

一是權力觀嚴重錯位,對法律無敬畏之心,必然受到法律嚴懲。“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已是人盡皆知的道理。李丹手握重要權力,可他卻將公權力的運用與個人的私欲混為一談。在拆遷人向其求助并給予其“獎勵費”時,他欣然接受;在與被拆遷人協調拆遷事項時,更是按拆遷補償款“按勞取酬”,有時會同時從拆遷企業和被拆企業獲得好處,兩頭受賄。李丹調離副鎮長的崗位后,仍不收手,而是利用協助負責拆遷工作的職務便利,更加瘋狂地斂財。正是由于權力觀的嚴重錯位,導致他最終走上了犯罪道路。

二是權力過于集中,履職缺乏制約,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在辦案中,我們發現李丹接受賄賂最多的一段時間,是其在張家灣鎮同時負責其他工作和協助拆遷期間。一方面是干部任用和分工的不合理導致權力過于集中;另一方面履職缺乏規范和有效的監督機制,比如在協助協調具體拆遷項目時,協商談話沒有其他負責拆遷的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場,談話過程無記錄,協商過程無痕跡,協商之后也沒有向黨委或上級領導匯報,完全是他一個人說了算,為權力尋租留下了空間。針對上述發現的問題,檢察機關聯合監察委及時與案發單位進行溝通,并制發檢察建議要求其對本單位及下設單位干部任用問題進行深入排查,杜絕隱患。

三是商業拆遷補償政策不透明,拆遷補償彈性較大,為相關人員進行權力尋租提供機會。拆遷工作涉及重大經濟利益,且行政權力往往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果拆遷補償標準不明確,則有可能會成為權力尋租的沃土。為此,我們結合案件暴露出商業拆遷補償政策不透明、標準執行缺乏剛性的問題,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對拆遷工作的指導力度,出臺相關制度規范,進一步細化、明晰拆遷補償標準,對拆遷補償情況及時公開、公示,明確各拆遷主體和被拆遷主體責任,用法律、規章、制度、契約引導約束各方行為,切實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來源:檢察日報 文字:簡潔 郭德勇 編輯:張一 監制:宿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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